2024年5月17日，贵州省地质博物馆、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黔西南州博物馆、贵州省人类学学会联合主办202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研讨座谈会：博物馆、社区教育和地方研究，特邀上海大学教授、手上记忆博物馆顾问潘守永，上海大学文信学院副院长、手上记忆博物馆顾问徐坚，云南大学历史系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民族考古研究与文物评估中心主任陈果，湖南博物院副硏究员郭世华，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李乔杨，瑞典隆德大学硕士研究生罗蕊佳参加座谈，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刁理品，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馆长王小梅，贵州省人类学学会会长、贵州师范大学教授石峰，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展览陈列部主任、高级工程师朱和书，黔西南州博物馆文保中心主任、馆员杨筑，贵州省地质博物馆馆员夏艳琳依，贵州省地质博物馆馆员胡瑾，贵州省地质博物馆馆员冯坤勇，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副馆长葛春培为各主办单位代表参与座谈。

本次座谈主题为“博物馆、社区教育和地方研究”，行业普遍认为，没有研究的博物馆只可称为陈列馆，博物馆社区教育与地方研究在提供全面教育体验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对博物馆作为文化中枢职能的发挥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博物馆是充满活力的教育中心，也是培养青少年好奇心和创造力的中心，是重新思考教育、超越障碍实现知识与思想共享，是实现深度文化交流和丰盈精神世界，促进地方文化认同与和谐共生，重新发现传统智慧，并对地方文化进行整体性思考和资源整合性转化和运用的文化中心。它通过宇宙万物创生的信息和人类创造的文明系统的转译，重新激发人们对生命的想象力和自身认知渴望，链接丰富的记忆和情感世界，唤起与重塑每一个参与者的生命力，让传统和创新协同走向未来，让他们变得更有想象力，更加自觉努力建立一个可持续、包容的世界，共同缔造充满活力与希望的美好世界。围绕论题，与会嘉宾进行主题发言，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副馆长、研究员刁理品进行会议总结，相关内容辑录如下：

 

博物馆走向第三空间

——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徐坚

博物馆教育是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我想谈谈博物馆教育的“一”“二”“三”。第一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博物馆的第一属性究竟是什么？我发现很多争议，比如博物馆起源，谁是中国的第一家博物馆，甚至谁是世界的第一家博物馆，以及当代的博物馆的智识性渊源，现代意义的博物馆跟缪斯殿堂有没有关系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归根结底是对“博物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的争议。因此，博物馆“第一”的问题就是“博物馆第一属性是什么”？可能比较常见的说法从博物馆的词源开始，museum或者mouseion，将博物馆视为供奉缪斯女神的庙宇，或者“文化殿堂”的延续，然而，词源上的关联绝不等同于意义上的连续。用现代词汇的词源表述现代概念的源起其实是偷换概念。

我们对博物馆历史的不同看法，或者说博物馆历史上的混乱局面，是由于我们在博物馆的关键定义上的含混造成的。博物馆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或者现代文化现象。在现代文化特征出现之前，无论是神庙，武库、宝库，还是后来出现的公私收藏，都不是现代博物馆的前身，我们只能把这些当成类似或者是平行发展的脉络，本质上和博物馆有些类似，但不构成前身。我们如何判断，什么是博物馆的真正标准？公共性才是现代意义博物馆的第一属性，博物馆必须是公共文化机构。无论是神庙，还是宝库，或者珍宝橱，总之，宝物，甚至物，实物，都不是博物馆的必要条件。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博物馆的公共性？我曾经提到博物馆公共性的三部曲，三个步骤循序渐进，呈现出递进关系。第一步是公共接触，博物馆对所有人开放，不能人为地设置准入标准，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任何观众。第二步是公共内容，博物馆不能只开放前台，“博物馆奇妙夜”背后的驱动力是观众希望看到被实心墙面阻隔的博物馆后台。第三步是公共知识，即博物馆能够在智识意义上为观众所用，观众不再是被动的受教育者，而是博物馆的利益共同体。只有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我们才能明白卢浮宫在博物馆史叙事中的价值，它的公共性价值远大于其他博物馆，清晰点出博物馆在其前后的变迁。

接下来，博物馆教育的第“二”问题。我们强调博物馆是一个公共机构，而且应该首先是一所学校，但是博物馆和一般意义上的学校并不一样，博物馆是“第二课堂”吗？这个说法没问题吗？

关于博物馆的教育，有几点需要厘清。首先，教育不是博物馆某个特定部门的功能，而是博物馆的整体功能。其次，博物馆教育的意义已经发生变化。在新博物馆学体系中，“教育”这个词其实被换成了“学习”，行为主体变了，更重要的是，“教育”的本质变了。谁有教育的权力？谁该教育谁？这和“公共”概念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中的兴起一样，在新博物馆学的视野下，谁都没有教育别人的先天性权力。所以，博物馆是一座课堂没错，但不是第二课堂。“第二课堂”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我们对博物馆教育的本质和做法的理解。为啥说是误导？因为它让博物馆不自觉地与学校看齐，造成两个方面不太好的影响。

第一，博物馆会不自觉地比照学校，导致博物馆展陈看起来像教科书一样。第二，博物馆教育会按照学校教育的补充形式自我定位。很多博物馆喜欢跟中小学捆绑，自觉作为中小学业余课堂，但是，博物馆根本就没法做成学校教育的补充形式，因为它属于非强制教育，根本就不能强迫观众。

最近，博物馆讲解上出现的一个争议就很有趣。很多博物馆禁止馆外野生导游在馆内讲解。其实只要不影响其他人的参观，博物馆是无权禁止的。各种声音都应该被允许进入博物馆，博物馆不是唯一拥有解释权的机构，而且博物馆的解释权也不是至高无上，不容辩驳的。

博物馆没有权力强制推销自己的教育方式或教育内容。相反，博物馆应该平等地去和“野生”竞争。事实上，博物馆拥有“野生”没有的很多资源，它应该有竞争的自信。第三是个好消息，如果博物馆不是第二课堂，它是什么？事实上，它比第二课堂大多了，它面向比第一课堂更为广泛的受众，拥有比第一课堂更为长期的时间，博物馆是一所终身教育的机构。

最后，到了博物馆的第“三”问题。博物馆的终身教育如何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博物馆运动实践从生态博物馆出发，从生态博物馆走向社区博物馆。在过去五十来年间，新博物馆运动实践者意识到，生态博物馆不是山清水秀，民族风情的边远地区的特权，即使是现代生活的城市社区中，也可以建成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是生态原则，这就形成了社区博物馆。光有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还不够，新博物馆运动不是“新造”博物馆，已经存在的传统博物馆也可以通过纠正错误的博物馆观念，变成顺应现代潮流，满足现代需求的博物馆。所以，我们也会使用其他的术语，比如刚才PPT里介绍的Inclusive Museum，包容性博物馆，或者如我翻译的，“无所不包的博物馆”。

什么是最成功的无所不包的博物馆？博物馆如何最成功地实现其基本功能？那就是让博物馆成为当代生活的必需品，而不是茶余饭后，闲情雅致的点缀品，不是作为“第二”的补充，而是高于“第二”的精神追求，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作为第三空间的博物馆”。

第三空间是一个来自社会学的概念，指在作为生存空间的第一空间、作为工作空间的第二空间之外，满足物质性和精神性需求的空间。我们社会中很多城市空间或生活空间，实际就是第三空间。星巴克可能是最成功的第三空间典范，这是一家不以卖咖啡，或者说不仅仅卖咖啡的咖啡馆。博物馆也要这样，博物馆的第三空间化或者是走向第三空间，是我们认为当下的博物馆需要思考的一个方向。

第三空间的内核其实是确认文化标识，寻找文化认同，作为一种特定文化的建构方式，因此，社区博物馆，尤其是在山清水秀之地的社区博物馆，不能做成农家乐，不能做成城市生活的后花园。任何社区博物馆一定要做到对自身的社区有意义、有价值，而不是作为服务于一个外部社区的可有可无的机构。

图片上显示的是我认为最近一个很成功的社区博物馆案例，上海的曹杨新村在旧铁路上改造而成的中国第一个高线公园。更准确地说，这是“高线公园+”，这是满足了交通需求，休憩需求，健康需求，文化需求，社区建设需求的综合体。这是社区博物馆包含在内，或者说，把社区服务中心、运动场所、休闲场所以及文化场所都囊括进来的大社区，大社区博物馆。除了这种类型的社区博物馆，其实还有另外一类博物馆——行业博物馆，也需要把第三空间的观念纳入到设计和运营。行业博物馆在中国的成长势头喜人，目前批量涌现出来。但是，如果把行业博物馆理解成为技术博物馆或者科学博物馆，而忘掉那些支撑行业、支撑技术的特定人群，忘掉这些行业存在的社会和社区，那么这些行业博物馆将多半是无本、无根的博物馆。这应该是第三空间博物馆极有施展手脚的另一个领域。

最后借用一句话，如果我们未来有一些博物馆，能让博物馆的利益关联群体“不在博物馆，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那么，它一定是成功的第三空间博物馆。谢谢大家！

王小梅：博物馆不是一个收入资金的存在，不是一个工作场所，是一个精神性的场所和空间。太有意义了！感谢徐老师！

 

21世纪的新博物馆学运动及其当代使命

——上海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守永

我讲的主题是人类学博物馆和博物馆人类学（museum anthropology)。台北的李子宁老师也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不同历史时期，人类学与博物馆的关系”，很值得阅读。博物馆人类学包括关于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以及在博物馆里从事的人类学研究，这两个方面在内涵上和表现形式上还是有区别的。

南加州大学有一个专门的《博物馆人类学》（museum anthropology）杂志，是美国人类学学会（AAA）之下的博物馆人类学专委会的会刊，从这个杂志的栏目设置、主题论文，甚至书评，我们看出他们这些年的研究主题，从中可以明白学术界是怎么来“定义”博物馆人类学的。

另外，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的人类学博物馆和人类学系是博物馆教学和博物馆实践业务结合最好的一家机构，专门有一个新博物馆学研究小组，从Ames教授到Shelton教授，传承有序30年，在这个小组的一些作品里，也能够呈现出来他们对博物馆人类学的理解，特别是这些年毕业的博士所做的论文选题。

在美国，一些机构有非常出色的博物馆，但不一定有博物馆学的教育与人才培养项目，如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等等都是如此。UBC的博物馆人类学教学和研究，到Shelton教授已经偏重于更重视当代艺术活动，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融合人类学的传统领域和当代艺术的关切。大学人类学博物馆中展览和主题讲座等活动，也能够很好地呈现最近10年以来组织UBC人类学博物馆和博物馆人类学学科的变化。

我在这里重点讲21世纪以来的新博物馆（new museology)运动，希望呼应博物馆的当代使命这样的命题。在很多情况下，博物馆人类学与新博物馆学有许多相同的“面貌”，在新博物馆学运动的队列里面比较活跃的就是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等群体。学理上，有新博物馆学、社会博物馆学（social museology)等不同名称。

瑞典斯堪森露天博物馆：北欧第一批露天博物馆的代表

 

在北美，使用新博物馆学、博物馆人类学比较多；在欧洲，用新博物馆学名称的，比较少，直接就叫生态博物馆学、社区博物馆学等；德语系的博物馆学研究，一般是加“前缀”，使得一个新词更具体化。在东欧最有影响的是斯坦斯基的博物馆学理论，他用三个关键概念将博物馆学串联起来，即博物馆物、博物馆性和博物馆化。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在洪堡大学主持了一个研究中心，名称是“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的人类学研究中心”，融合了文化遗产和博物馆研究的人类学。

如果从1984年《魁北克宣言》的发布算起，国际新博物馆学运动至今也已经超过40年了。山东大学的尹凯博士在他的《生态博物馆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有系统的叙述。广西民族博物馆的两位学者龚世扬教授和麦西研究馆员将国际生态博物馆研究的最前沿著作《生态博物馆：地方感》一书翻译成了中文，这本书的作者皮特·戴维斯（Peter Davis）对全球生态博物馆实践中所隐含的对“何为地方”“如何发现地方”以及“生态博物馆如何制造地方感”等进行比较和挖掘，“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确是一个生态博物馆的关键词，可以明晰全球新博物馆学运动的核心其实是一场“文化政治”（关于少数群体文化和社群意识等）。和戴维斯不同，尹凯博士认为，地方感不会独立存在，一定和“历史感”（sense of history)相关，很多时候，历史感要重于地方感，换句话说，地方感也要通过历史感来塑造。我自己的观点是，文化遗产运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关于历史感的寻找，当代文化遗产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核心议题）是文化遗产项目一定在一个或多个具体的空间范畴里进行的，也就是文化遗产的场域就是地方（和空间）。历史或许不一定可以完全能够追寻，但文化遗产的历史地点一定是可以通过遗产运动“找到”。当代世界遗产所具有的号召力，一定是地方（空间）与历史（时间）的融合。在中国，戴维斯的观点只能是局部正确，尹凯的历史感的确补充了他的看法。地方性、地方感必须“搭配”历史感。

安吉生态博物馆分布

 

这个讨论，很有吸引力。从学理上你也可以划分两派，一类是“历史”学派，一类是“地方”学派。时间关系，可能无法展开辩论。两派的学术“交界点”不是关注民族国家的重大历史和重要地方，而是更小的地方。新博物馆学运动在本质上是，将小人物、小地方的事件上升为“历史事件”；更关注小人物的话题；认为普通的历史、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也值得被珍视，就历史和文化价值而言，具有和精英文化同样的意义。

中心馆（资料信息中心暨县博物馆）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博物馆学运动对于文化遗产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性具有革命的意义。大家知道，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维度是根据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重要性程度”排序的。所谓的UOV价值即所谓普遍性的、独一无二的价值，显然是与普通人、普通的历史无关的。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邻里博物馆、移民博物馆等的实践，把“世界遗产的价值尺子”颠覆掉了。其实，从批判遗产学和批判博物馆学的视角看，这把世界遗产的尺子，对于认识历史、认识地方、认识记忆等，具有天然的阻碍性，“遗产项目”在经过一番测量以后，历史的现货细节，特别是最有生命力和地方感的生活方式就被裁掉了。

我想新博物馆学所具有这种批判性，与当代人类学的批判反思一定具有内在相关性的，与博物馆人类学在价值追求上是一致的。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关注“他者”（other culture)，关注普通人的生活方式；理念和行动上，更是基于“从局内人观点出发”（虽然实践起来还是很难的，只能是局内和局外的对话与协商），这些和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基于当地人视角，文化的创造者就是文化的诠释者等。在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中，人类学者、社工和博物馆专业人员通过需要一起合作。这也是和“传统博物馆”不同的。新博物馆学的一些具体方法和工具，不单纯是博物馆领域传承下来的“博物馆志/技术（museography)”，因此博物馆志的进步则更为明显。

当然，后来法国在遗产领域又进了一步，甚至发明了“机器美学”，当工业的标准件也“配”以美学相称，工业遗产也具有了合法的地位。这些新型遗产其实也是新博物馆运动的一部分。从博物馆人类学的学理出发，这些新型的遗产运动，完全是符合逻辑的，后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合乎这个逻辑的。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英国等将城市考古/工业考古发展为一个独立的考古学门类，工业遗产有坚实的学科基础。这些，其实是一脉的。

另外在新博物馆学的主张里面，在博物馆人类学里面也从城市考古里面借了一些学术性资源，借了一些工具出来，当然它的生活方式体现的是我们说的一个状态或者过程，所以一个单纯的作为结果的物，在这里面就变得不是唯一服务。早期考古学也好，或者是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是相通的，很多时候是一回事。物件被收集，分类，编目，用博物馆的既有知识和专业方式进行管理、展览。早期的博物馆里，这些物件都被看作为“科学标本”，即准备为科学而服务的对象，当“生产工具三期说”在博物馆中被发现，也就是当博物馆中的工具被定义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时，考古学就冲出了博物馆的库房。考古学率先成为研究历史上的普通人生活方式的科学了。

博物馆虽然也是最早进行艺术品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展览的机构，但艺术与代表“远方文化之谜”的民族志物品，具有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在新博物馆学和博物馆人类学的主张之下，民族志标本才具有艺术的性质。博物馆人类学和新博物馆学都大大拓展了文化遗产的价值边界，斯坦福大学出版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处理方法》(Conservation Treatment Methodology)一书中，对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物三价值学说即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做了更丰富的拓展，甚至提出文物具有“新的”价值。这本书中文物共有14个价值，即艺术、美学、历史、使用、研究、教育、年代（时代）、翻新、情感、金钱（货币）、组合价值、共同体、珍稀（稀缺）、与物理特性相关的价值等。

我查到的第一篇新博物馆学博士论文是在1988年，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它的题目很简单，就是“新博物馆学的宣言和它的现实”。新博物馆学运动真正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势力”，始于1972年的圣地亚哥圆桌会议，到1984年《魁北克宣言》颁布，只能算初具规模。

为什么新博物馆学的40年是这样的一个发展？我大概把它归结为几个可能的理由。比较核心的就是社区，普通社区是否依赖，或者是否对新博物馆学有同样的看法，或者说是否认同它的一些主张？不一定。如果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从新博物馆学的角度来讨论教育，它马上要讨论谁是教育者，谁是被教育者？教育为什么会这样教育？包括我列出的新博物馆学的这些重要著作里，他们的看法主张也是很不一样的。

目前来看，法国兴起的生态博物馆形态的新博物馆学运动，看上去比较成气候，像在意大利，由于意大利是地方运动，获得了很重要的增长。在中国也有一些很值得大家关注的案例，不一一展开来说，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实践，一些实践今天来看它的确促成了我们的认知，一种是自我认知，还有一种他人认知，但是认知中心这个词也是偏特别学理的，不是社区里生长的一个词。大家通常理解为一个文化中心，或者老年活动中心，有的把它理解为过去的大队部、大礼堂，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名字上如何更好地梳理，促进本土的生态文化知识，还有好多工作要去做。

因为我自己做的时间比较长，也有很多想法，今年下半年博物馆的这几本书可能会出来，我会花大概4篇的篇幅把三级生态博物馆实践和我的思考作为一个小结。此期间也大概有三位同学的硕士论文会出来，还有同学都是在这里写他们的博士毕业论文，厦门大学有两位同学做了他们的田野之一，我自己因为见证了全过程，国家文物局的试点实施方案的模型，大概有4个馆的展示部分和遗产价值的梳理，也是我直接操刀。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以后，我可以对这个部分进行很好地梳理，现在来看，发展比较好的还是结合了产业的部分，和贵州不一样，把产业包容进去了。我就不展开说了。

新博物馆学运动40年，中国虽然看上去记录比较晚，但是这些年在新博物馆学这个领域里面，中国学者其实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包括2008、2009年，国际博协在上海开大会，假如没有新博物馆学领域和国际的交往，包括这些年来大家看到的国际博协的一些行动，包括看上去比较具有后现代反叛精神的，包括从名词定义到知名文物返还，这些其实都可以纳入到新博物馆学脉络。所以新博物馆学和原来的博物馆学已经做了很好的结盟，已经在更广泛的领域开花结果了，对吧？我给大家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王小梅：谢谢潘老师，系统地给我们介绍了全世界新博物馆学这40年的运动。

 

试论博物馆展陈中的学术文本与展陈大纲之间的关系

——云南大学教授陈果

学术文本是最近几年博物馆展陈设计当中较新的一个概念，它与博物馆展览陈列大纲有些密切的联系，但是又有显著的区别。博物馆展览学术文本是根据博物馆展陈的需求与设想，由科研团队收集相关学术资料与背景信息，将背景材料和知识内容进行系统、深入梳理，体系化和图表化呈现的相关学术成果。

学术文本是展览陈列大纲的前期准备阶段，但是对其审阅的对象，不是博物馆展览工程的甲方，而是此次展陈的学术委员会。其内容不强调叙事性和通俗性，但对于学术材料、学术观点的科学性与准确性较为严苛。它是展陈大纲形成的必要条件。

而甲方的学术委员会的构成，也就显得极其重要了，是与展陈内容直接相关的学术界的顶级学者构成的。

学术文本应具有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导性，还要具有一定可操作性。学术文本是建立在严肃、踏实、认真的相关科学研究与论证基础上的。对博物馆的展陈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展陈大纲指明前进的方向。

学术文本编制是展陈工作的前提和基础，需要根据现代博物馆设计理念及建设目标、功能定位等，有针对性地开展编制工作。

 

 

人与物共在的博物馆

——贵州省人类学学会会长石峰

我觉得博物馆大体上分成两大类型，一是自然科学，另一个是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包括历史博物馆，对文化的展示有三种方式，一个是展示文字，比如田野调查所写的日志。第二种展示方式是影视，包括静态的图片和动态的影像。第三种应该是博物馆的文化展示，以物品为主，包括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类物品。

刚才徐老师说到，自然科学最好不要办成纯技术性的，把人搞忘了。但这也没办法，人文类的展示很多都没办法加进来，比如说历史博物馆，那都是古人，你怎么请古人到现场？像兵马俑也不是真实的人，是仿制的，一些博物馆请了发现兵马俑的人来签名，但也不一样，他不是文化物品的主人。

物品需要人的介入，是我们考虑到了人类学的一个观点：不能仅仅把物单纯看做一个物质性、一个物理性的物品，最终要讨论的是这个物品的社会生命。社会生命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传统服装，从小母亲就教女儿制作的技术，到了要出嫁的时候，制作出的服装会作为陪嫁的物品。这个物品非常重要，它表达的不仅仅是母女感情，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会说因为女儿出嫁，母女关系就断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我调研的屯堡地区，这样的女性服装不是嫁妆，而是作为聘礼的一部分，这个思维关系就发生了改变。

苗族服装连接的是母子关系，而本土服装连接的是婚姻两方的关系，夫家和妻子一家之间的关系，通过物品来建立这样的纽带，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我们现在能够收集到这样一些民族服装，在现在跟外在世界联系这么紧密的情况下，它还能保存着，当然有它的美学价值在，但是更多的是能表达一种社会关系，亲情关系。

人类学的博物馆，它的产品就是活态的文化，能够找到文化和文化物品的主人，所以我们可以将继承了较好文化和工艺技术的手艺人请到博物馆来，给观众演示相关手工艺的制作过程，还可以在制作完成后和观众进行交流，解答问题，而不仅仅单纯从物品的美学价值和外形上去了解、欣赏、学习民族文化。

我发言的主题就是人和物需要共在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是活态的，而不能把人的因素排除出去。大体上我就以人类学博物馆为例，来谈到人和物的关系在博物馆里的体现。我就讲这几点，谢谢大家。

 

关于博物馆藏品保护与研究

——湖南博物院副硏究员郭世华

我觉得博物馆大体上分成两大类型，一是自然科学，另一个是人类学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包括历史博物馆，对文化的展示有三种方式，一个是展示文字，比如田野调查所写的日志。第二种展示方式是影视，包括静态的图片和动态的影像。第三种应该是博物馆的文化展示，以物品为主，包括自然科学类和人文类物品。

刚才徐老师说到，自然科学最好不要办成纯技术性的，把人搞忘了。但这也没办法，人文类的展示很多都没办法加进来，比如说历史博物馆，那都是古人，你怎么请古人到现场？像兵马俑也不是真实的人，是仿制的，一些博物馆请了发现兵马俑的人来签名，但也不一样，他不是文化物品的主人。

物品需要人的介入，是我们考虑到了人类学的一个观点：不能仅仅把物单纯看做一个物质性、一个物理性的物品，最终要讨论的是这个物品的社会生命。社会生命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传统服装，从小母亲就教女儿制作的技术，到了要出嫁的时候，制作出的服装会作为陪嫁的物品。这个物品非常重要，它表达的不仅仅是母女感情，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不会说因为女儿出嫁，母女关系就断了，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我调研的屯堡地区，这样的女性服装不是嫁妆，而是作为聘礼的一部分，这个思维关系就发生了改变。

苗族服装连接的是母子关系，而本土服装连接的是婚姻两方的关系，夫家和妻子一家之间的关系，通过物品来建立这样的纽带，世世代代地传下去，我们现在能够收集到这样一些民族服装，在现在跟外在世界联系这么紧密的情况下，它还能保存着，当然有它的美学价值在，但是更多的是能表达一种社会关系，亲情关系。

人类学的博物馆，它的产品就是活态的文化，能够找到文化和文化物品的主人，所以我们可以将继承了较好文化和工艺技术的手艺人请到博物馆来，给观众演示相关手工艺的制作过程，还可以在制作完成后和观众进行交流，解答问题，而不仅仅单纯从物品的美学价值和外形上去了解、欣赏、学习民族文化。

我发言的主题就是人和物需要共在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是活态的，而不能把人的因素排除出去。大体上我就以人类学博物馆为例，来谈到人和物的关系在博物馆里的体现。我就讲到这几点，谢谢大家。

 

cultural heritage making

——瑞典隆德大学硕士研究生罗蕊佳

我的论文主标题 Dance with uncertainty《与不确定性共舞》，是我在就读应用文化分析专业期间所习得的人生哲理，也是我这次研究的主要核心思想。我的研究领域是文化遗产，特别是文化遗产的制作，这里的“制作”指的是文化遗产的创造、生产和再现过程。在手上记忆博物馆的田野工作中，我发现该博物馆是文化遗产制作的重要场所。这里不仅展示和传承了多种传统技艺和工艺的实际操作，也通过延续和创新多种形式的文化表达，体现出文化遗产的即兴制作过程。这也正是我论文副标题所要传达的理念——Improvisational Strategies in Cultural Heritage Making at The Museum of Memory on Hands in Guiyang, China。

基于我在手上记忆博物馆进行的夏季和冬季分别各一个月的实地研究，其目标是探讨该博物馆的核心价值观和愿景——“万物共生，生生不息”——如何在日常运营和人际互动中体现和实现。我的研究聚焦于三个问题：首先，小馆的愿景是如何通过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互动体现和实现的；其次，季节变化、植物、仪式、手工艺等非人类行动者如何与人类互动，这些互动又如何共同影响博物馆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最后，这些互动如何在文化遗产制作过程中引入动态的不确定性。

由于我的论文主要是西方读者，在前言部分，我通过文献综述的方式回顾了中国文化遗产的发展历程。这有助于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脉络及其当下热潮的来源。此外，考虑到民俗学与文化遗产的密切关系，我回顾了民俗学的发展历史和文化遗产的起源，比较了中国和西方民族学的发展及其相互影响，如何塑造了今日中国的文化遗产发展。我引用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帮助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多民族共存和文化多元一体性。最后，我还回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相关文献。目前，中国在UNESCO世界遗产名录上的排名已居第二，UNESCO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也值得深入探讨。

在我的方法论章节中，由于我采用驻馆研究的方式，因此参与式研究成为我日常应用最频繁的方法。我通过照片和田野日记记录每天的事件，同时采用半结构化和非正式的采访形式，如即兴对话和日常交流，来获取相关数据。在第一次的夏季田野调查后，我带着大量丰富的数据返回瑞典，与导师讨论。然后在第二年冬季再次返回小馆，整个过程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这种方法是我们专业常用的方法论之一，鼓励我们通过应用不同的民族志方法收集多样化的田野数据，以获得更为多元的视角，从而构建更全面的理解。例如，在研究过程中，我拍摄了2500多张照片，并以照片的形式记录每天的活动，根据照片的时间顺序完成田野日志。这种方式不仅帮助我获得丰富且精准的数据，还能捕捉到一些日常微妙的信息。    

在理论章节中，我通过使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来分析所收集的数据，揭示小馆内人类与非人类参与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并分析这些互动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塑造文化遗产制作的日常实践。结合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居住”和“制作”概念，我审视了小馆如何在变化和不确定的文化实践中持续文化遗产的“制作”，并建立一个参与者之间持续互动和发展的复杂动态网络。这种应对不确定性的过程挑战了传统的文化继承观念，并提供了新的见解。我探讨了小馆通过创新的日常实践，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如何振兴和传承文化。在这种持续变化的过程中，大家如何建立动态稳定的立场，并应对不确定的过程，从而挑战传统的文化集成管理体系。“居住”这一概念深化了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因为我居住在小馆里，它是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和景观，将人们与他人、环境和世界交织连接在一起。比如植物和小馆的动物都与来小馆体验的人们相互依存。因此，结合Ingold的这两个概念，我探讨了人类如何通过与环境中的非人类互动，共同成长，并塑造他们的生活变化。 

 

在我的论文中，实例分析章节分为夏季和冬季两部分。这两个章节都运用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中的转译（Translation）概念，分别通过问题呈现（Problematisation）、权益赋予（Interessement）、征召（Enrollment）、动员（Mobilisation）这四个阶段分析了我在田野工作中采集的数据。在这个部分，我将ANT作为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在问题呈现阶段，我首先识别了一个核心行动者，即我们的王馆长。此外，我还识别了其他不同的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并绘制了关系图，观察核心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这些连接有些是强连接，有些是弱连接。例如，夏季是游客高峰期，游客与核心行动者之间有很强的连接性。在我观察的一个月里，小馆相对缺少一些手工艺人，但游客会转化为手工艺人，因此这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过程。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关系一直是强关系，许多来小馆的人们都是被小馆的生态环境和手工艺技术等非人类行动者所吸引。在问题呈现阶段之后，会出现一个“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OPP），这一阶段细分了一些更精确的因素。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不详细展开。

在冬季实例分析部分，我主要基于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居住”和“制作”概念作为理论视角。Ingold提出了一个关于网络的结构——网状结构（meshwork）。在我的观察中，这个网状结构与小馆的发展和日常实践状态相符合。在这种网状结构中，每个行动者都被视为不同的构成线，这些构成线在向前移动时，与其他构成线结合，在间隙中留下踪迹，不断分化。它们形成的结（knot）不是非包容性或封闭性的，也不是自我包裹的，而总处于事物的中间。并且，它们的末端是松散的，没有边界，更广阔且无限生长，每一次相遇都会创造出新的可能性。

在冬季，我采用了网状结构来分析田野工作中采集的信息。在问题呈现阶段，我识别出的核心行动者不再是王馆长。因为在冬季，春节或季节性的寒冷特性影响了游客的参观人数和小馆的活动类型、频次等。因此，我将冬季本身作为核心行动者。然而，冬季是一个不会说话、不会安排或分配任务的非人类行动者，所以我依然将王馆长作为一个次要核心行动者。同时，我也识别了其他不同的行动者（人类和非人类）。在这个过程中，连接关系发生了变化（如下图所示）。所有的连接都变成了强连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当冬季作为核心行动者时，所有的连接都变成了强连接。

在结论章节中，我回答了前面提出的研究问题，即小馆的愿景“万物共生，生生不息”如何通过人类和非人类因素或行动者互动得以体现和实现。核心重点在于如何利用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动态、不断发展的互动来维持和发展相应的文化遗产活动。这表明小馆的日常运营和人际互动反映和体现了“万物共生、生生不息”的核心价值观愿景。

这些非人类行动者是如何与人类互动的？例如在冬季，由于春节的关系，大家的连接和互动会加强，但同时也存在许多不确定性的突发事件，这种互动能够影响并塑造博物馆的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同时，互动如何引入文化遗产制作过程中的动态不确定性，这一点稍后会详细说明。为什么我使用了“舞蹈”一词，这是受美国学者唐娜· 哈拉维（Donna J. Haraway）的启发——各类物种无论有生命还是无生命，都是在一次次相遇中形成的，主客体塑造的舞蹈的结果。这句话让我意识到，在应对或解决不确定性时，我们确实是在与不同的行动者进行博弈，因此我认为“舞蹈”一词更加贴切。所以，我的研究强调通过日常互动和调整来管理不确定性的重要性，这增强了我们对文化遗产动态性的理解，并将其转化为促进创新和应用性发展的动力。

除了即兴的“舞蹈”策略，小馆在创新方面也有显著表现。例如，今年冬季小馆举办了持续十多年的村上全家福拍照习俗，并策划了春节特展（如下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时代的重塑仪式，不同于传统的春节仪式，在我的论文中，它被归类为现代创新的仪式。这正是我论文想要表达的愿景：共生意味着共同创造，没有什么是自我创造的，也没有什么是真正自我生存或自我组织的。共生是一个适用于复杂动态性、情境化、历史性系统的术语，意味着共同事件在伴随中实践，包括自我的生存，在这种生存性的发展中展开和扩展它。

最后，我的论文提出了一些展望。通过实证分析章节可以发现，民俗已经成为小馆塑造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其特征既包括传承，也包括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这些传统的民俗会经历变化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这样，我们才能保持其活力并将其传承下去。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季节变化不仅影响自然生态，也开始深刻影响文化实践和传统的保护。通过观察和分析季节的变化，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预测这些变化对文化遗产的潜在影响，从而制定更有效的保护和适应策略。我的论文呼吁开始关注和研究非人类行动者，探讨如何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凸显共生、相互依存、共同进化的重要性。通过不断探索和吸引类似于小馆这样的文化机构，可以在全球经济或文化变迁中找到保护和创新文化遗产的有效途径，从而体现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制作和展示的复杂过程。我们需要重新评估人类与其他物种关系的重要性，强调共生、相互依存和共同进化的重要性，以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性的开放性。

在我论文的开头，我引用了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的一句话，作为研究者的使命启发：Our task is not to take stock of its contents but to follow what is going on, tracing the multiple trails of becoming, wherever they lead. “我们的任务不是盘点其内容，而是追踪正在发生的事情，追寻变化的多重轨迹，无论它们通向何方。”

这就是今天我的论文汇报，感谢各位老师的聆听。

 

博物馆的生产与生产的博物馆

——贵州民族大学副教授李乔杨

尊敬的王馆长，葛副馆长，潘教授、徐馆长、石教授、郭硏究员、刁馆长、杨筑主任、罗蕊佳同学及在座的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加今天的座谈会，也很高兴有机会在手上记忆博物馆与潘教授相见于云端。今天研讨的主题叫“博物馆研究与博物馆推动的地方研究”，正好我指导的研究生田爱霞同学在这儿做了半年之久的田野，刚刚完成了她的硕士论文，题目叫《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发展研究》；另外，还贡献了一篇1万多字的期刊论文：“乡村共同体：民间博物馆之于村民的微观叙事——以贵州翁贡村手上记忆博物馆为例”。这两篇文章与这个主题相关，作为范例非常合适。

田爱霞同学的毕业论文，包括绪论在内共6章节，以贵阳市手上记忆博物馆为研究对象，重点梳理了博物馆各阶段发展的状况、获得的藏品以及博物馆的展示与空间；从博物馆的藏品叙事、文创开发、整合元素、人才培育、文旅融合等维度分析了博物馆的发展路径；在研究方法上还用到了问卷调查，发现了博物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这篇论文也是王小梅馆长团队的成长史。总的来说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学位论文。

期刊论文“乡村共同体：民间博物馆之于村民的微观叙事”。结合意识形态的战略需求，以翁贡村民间博物馆为研究对象，基于田野调查数据，探讨翁贡村民间博物馆与村民之间的微观叙事，发现翁贡村民间博物馆在凝聚共同体的实践中，不仅促进了民间文化的交融，也塑造了中华文化认同，村民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驱动力；民间博物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田爱霞的硕士论文也可以算是手上记忆博物馆的一部口述史，与今天的主题之一“博物馆研究与博物馆推动的地方研究”很契合，也是我个人对王馆长的一种感激。

作为地方叙事，乡村博物馆建设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对“乡村博物馆的生产与生产的乡村博物馆”，换句话说，对“乡村博物馆建设与建设的乡村博物馆”，虽然我对王小梅馆长一直心生敬意，一直关注，但是更多的是迷茫。因此，我在指导学生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状态。

乡村博物馆的生产一片叫好，赞美诗一篇一篇，这是令人鼓舞的。以“乡村博物馆”为关键词，通过知网搜索，获得119篇相关文章，最早的一篇是2009年12月，《古今农业》发表了一篇“博物馆建设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博物馆建设研讨会’纪要”。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的闵庆文教授，他主要从事生态农业与农业遗产保护研究工作。

贵州省民族民俗博物馆曾丽馆长认为，可以以问题对比的形式展示稻鱼共生系统与其他的养殖方法、中国和世界‚现代和古代的情况的区别与联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项目官员MaryJane DelaCruz 博士认为建设一个地方的博物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历史的记载和传承，对子孙后代也有很好的教育作用，是对农业文化动态保护的具体实践。15年过去了，我们能感觉到，对博物馆的生产需求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方面东部地区走得比我们西南，尤其是比贵州要快，截至2023年9月30日，浙江省共建成乡村博物馆692家。贵州的应该在两位数，目前比较靠谱的数据还没有看到。

在科研贡献方面，2024年关于乡村博物馆的期刊，有期刊报刊文献27篇，2023年80篇，2022年66篇，2021年24篇，2020年21篇，可以看出关于乡村博物馆的研究成果是持续增长的。在这些涵盖乡村博物馆的论文中，有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2篇，也就是说，乡村博物馆的研究仍停留在硕士研究生关注的维度。

我们是一个正在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农业国家，从世界博物馆生产的维度来看，我们现在应该把乡村博物馆的生产提到日程上来。为什么呢？这儿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参照对象。

英国民间有设立博物馆的历史传统，除了城市、市镇，甚至几乎所有村镇都有自己的博物馆。一是展示本地历史的乡土博物馆，二是具有特色的专项博物馆。譬如英国的英格兰的Cumbria，Derwent PencilMuseumyou有家铅笔博物馆，世界闻名。

在英国的乡村里，博物馆就多得难以数计，从命名上人们就会知道它陈列什么了，像罗马浴室、巴斯邮政、边境军团、河谷乡村、皇家海军、城市遗产、蒸汽船、高尔夫、科学史、服饰、刺绣、海洋、军服、摩托、陶瓷、铁桥、赛马、牧师、顶针、香水、邮票、纽扣、锁匙圈等，不一而足。

 

手上记忆博物馆就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是与手工艺品相关的。我在爱丁堡的时候，去了Alan Barnard 教授家几趟，他家在一个小镇，Huntington，第一次刚到，水都没有喝上一口，他夫妻俩就带我去镇上的博物馆；这家博物馆与手上记忆博物馆十分相似，展品大多是手工制品（姑娘们用毛线编织的衣服），其他则是当地人画的一些油画，另外还有一个编织车间，访问的人还不少。

再就是苏格兰，Lanarkshire, New Lanark，也有一家乡村博物馆（这是需要ticket的，一张student ticket，8 pounds），欧文的社会主义实验室。（Robert Owen (born May 14, 1771, Newtown, Montgomeryshire, Wales—died November 17, 1858, Newtown) was a Welsh manufacturer turned reformer,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early 19th-century advocates of utopian socialism. His New Lanark mills in Lanarkshire, Scotland, with their social and industrial welfare programs, became a place of pilgrimage for political leaders, social reformers, and royalty. He also sponsored or encouraged many experimental "utopian" communities, including one in New Harmony, Indiana, U.S.）

怎么样把博物馆生产提高到一个新水准，用什么来加持乡村博物馆的生产，我觉得这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好东西都应该留住，否则到我们的子孙开悟的一天，不跑到我们的墓碑前骂我们才怪呢。

因时间关系，关于生产的博物馆，以后我们有空了再聊。

 

会议总结

——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副馆长刁理品

总结倒谈不上，我作为一个博物馆的新人更多是来学习的。在各位老师的分享下，谈一谈我在这个过程中受到的启发。

首先，潘馆长从新博物馆还有生态博物馆的历史和核心主张，给我们做了非常细致的一个分享。然后以安吉生态博物馆为例进行讲述，使我们对新博物馆学和生态博物馆学有了一个认识。接着徐院长通过博物馆教育123的方面，以第三空间寻找文化认同，也做了分享。徐院长讲得非常好，我们贵州省地质博物馆也是一个行业博物馆，而行业博物馆容易陷到技术的误区里，所以怎么和人结合非常重要。石会长从物的社会属性讲到人与物的关系，物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和人进行结合，满足观赏性和文化内涵的了解，实现物和人的融合。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开馆，展览的开展，包括后面的社会服务，都是和人的关系。

湖南省博物院的郭老师讲的是许多馆发展的痛点，更多也是结合她二十几年的工作经验进行分享，包括展览，包括社交功能，都要通过人来实现。蕊佳同学以“与不确定性共舞”为主题，讲述了在手上记忆博物馆，通过调查、分析，研究人类和非人类因素的互动，实现小馆的愿景表达。

杨志主任跟我们分享了，博物馆应该怎么站在公众角度，更人性化地服务于公众；民族大学的李老师基于手上记忆博物馆的学生研究成果，谈到了乡村博物馆建设问题的思考，非常期待我们能在日后拜读。

最后，葛馆长汇报了手上记忆博物馆在王馆长的带领下对贵阳地区苗族记忆的田野调查，通过基于田野调查所做的展览和研修研培，真真正正做到了对文化遗产的传承。

今天非常有幸能听到博物馆行业各位大咖，在博物馆5·18主题日之前给我们上了这么丰富的一堂课。非常感谢手上记忆博物馆，在经费确实非常严峻的前提条件下，对非遗传承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乡村博物馆建设者确实对博物馆行业有非常强大的情怀。在信念的支撑下自费建设博物馆，在过程中推动了非遗的传承，我们贵州省地质博物馆也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来推动地质博物馆的发展。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对各位老师在非遗传承和文化传承中的贡献表达敬意！